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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往前就是听说了

作者: admin发布时间:2019-02-01 03:36

  年关团圆日,万家灯火明。过去最具仪式感的春节,近年来往往因“年味淡了”而为人们所诟病:“过年越来越没有意思”、“以前春节走街串巷耍社火,烟花炮竹满天飞”……回忆曾经、咀嚼年味成了现如今过年餐桌上的一碟老菜,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和新的年味本身。

  正月初二拜舅家,一大早,我们手提礼包去看望老外婆、舅舅和舅妈。这趟拜年承载着今年春节为数不多的仪式感。而外婆的一席话,着实让我感受了一番曾经的年味:“老杨家过年是真热闹!”提起老杨家,久卧病榻而年迈的外婆突然精神抖擞,同我讲起曾过去的光景,一直追溯到了清末民初的岁月。

  “我们从哪里开始讲起?杨景芳吧,你太爷(曾外祖父),这时候的事儿我记得,再往前就是听说了。”

  太爷杨景芳是光绪二十九年生人,生逢乱世,因家在秦岭深处、洛南县三要镇龙山脚下,方得安宁。虽不至于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,但守住家业田宅,黄发垂髫怡然自乐,倒是不难。作为颇得名望的书香世家,过年时节,拥有十里八乡独一份三进三出大宅院的老杨家最为热闹。

  太爷景芳是民国时候的国语教师,所以有家规、家训,严于律己,恪守礼仪。大年初一,杨家男女老少吃过早饭提着贺礼走亲戚,尽管大家同住一个大宅院、抬头不见低头见,这时候的仪式感便需要过年的新衣来衬托了。

  “那时候我的嫂嫂们穿得好看,喜庆。”外婆感慨道,“民国衣服你在电视里见过吧?我嫂嫂的衣服和那一模一样,上衣袄子下衣裙,头上盘着荞麦罗。那时候的人喜欢在头发上簪花,冬天没得鲜花,有簪干花的,也有簪绒花的。俊得很!对了,她们脖子上还戴着项圈和针葫芦,项圈是银子做的,针葫芦你知道吧?装针线的玩意儿,也是银子做的,装饰。鞋子呢是自己手缝,千层底儿嘛,只不过和建国后的布鞋不一样,脚面上点缀着缨络,所以叫缨缨鞋。”

  “没,我那时候小,尽管和你外公定了娃娃亲,但到底还是个姑娘。姑娘过年穿旗袍,老式的,清朝电视剧里有。你外公穿的也是棉袍,只不过年轻的戴民国毛呢礼帽,年长的戴瓜瓢帽子。男女老少穿戴整齐,凑在一起喝酒吃饭。大年初一下午的饭尤其要紧,男的坐大方桌,女的坐小圆桌,互道新年贺词,有四字成语,有五言律诗,很是文雅……大年初一,我们在屋里吃饭,前院也摆着饭席。”

  讲起屋外的饭席,就得再往前捯饬一辈,追溯到我外公的爷爷。太爷景芳的父亲叫杨得春,是个医生,治病救人,妙手回春,邻省河南云阳府乡绅在光绪年间送上匾额,名曰“秘探素问”。十多年后再送一幅,曰:“青囊春煖”。从那时候开始,老杨家便有个传统,心有余力时,舍自己钱财助他人一臂之力,每到大年初一,在宅院前大摆饭席,招待回不了家的来往路人和乞丐,俗称“舍饭”。北方少米多面,且家乡有个讲究,大年初一到初五不吃面条,因此所舍之饭多萝卜豆腐馅的疙瘩(饺子)。于是邻里乡亲再做一匾,上书“福德堂”。从此,杨府又多了个名字:龙山福德堂。

  福德堂的没落是从太爷景芳的父亲杨得春晚年开始的。大约是山高皇帝远的缘故,杨得春虽为医生,却因抽大烟败光了田地,只给后代留下一院空宅。孰料因祸得“福”,没了田地的杨家中院“躲过”了西北工农革命军组织的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的农动。“西院被抄了家,东院被分了良田和金条,于是我们都成了农民”,外婆讲道。

  建国后,没落的杨府家境不再殷实,但家训家规一直扎根在杨家老少的心中。华服被充公,于是过年时节的新衣成了手工纺织手工缝。棉袄代价昂贵,外婆便给子女做一件外穿的格子薄衣衫,对襟上的盘扣十分精巧,为的是在有限的成本里做到足够讲究,外婆说,这是大户人家的尊严。

  曾经的“舍饭”这年月也不再有了,但“帮助邻里”的家训仍在。外公名振华,继承曾祖父衣钵,建国后成为一名语文教师。外公谨记家训,将“舍饭”变成了“舍字”,过年时节前院依旧热闹非凡。

  “业闲酷爱书画,工善诗联,苦练书法,栽花养鸟,怡性陶人”是外公在自传中所写,而从我记事起,外公的字便在家乡颇有名气。花甲之年的外公作为市政协委员,常常义务给小城里的人写对联。听外婆讲,外公的“义务”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外公参加工作后,每到过年前夕,便须空出几天时间,给各家各户写对联。先是邻里,再到村里人,后来连邻镇的人也赶过来,为的是求一幅字。说“求”也不大妥帖,毕竟对联的内容是外公根据各家所需自己琢磨,笔墨纸砚自己备,还让子女为来客备好烟酒吃食,供大家在排队等字儿的时候打发时间。

  当然,外公不是没有用字换过钱。2001年的腊月,放了寒假的我和表弟给外公打下手,在街道卖对联。一块钱一副,傍晚收摊,五块钱“卖出”三十幅。回家算账,卖的少,送的多。如此情况,并非生意惨淡,而是在外公看来,情谊珍贵,字儿不值钱。

  新衣为内,舍物为外。无论是新衣的讲究,还是舍物的大方,总归都是为了保存过年的那一份仪式感:新年新气象、亲邻多往来。

  大约是从九十年代起,村里的年轻一辈相继外出谋生路,或是广东,或是上海。留老人、小孩在家,盼望着春节的团圆。赚了钱的年轻人将收入和城里的物件带回到农村,在实现自家自给自足的同时,也打破了原有的习俗和前现代社会邻里共享的传统,城市和农村的边缘开始逐渐模糊。但那时初一拜本家、初二拜舅家、初三拜丈家、初四初五拜邻里亲戚的习俗尚在,“连年谊、敦乡情”的传统也依旧被维系着。

 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扩张,城市在席卷乡村的同时,也吞噬了乡村的资源。学校合并、医院集中,城市征用了乡村的物,也带走了乡村的人。新衣依旧,舍物不在,拜年的范围也逐年缩小,从同村,到邻里,到亲戚,到本家,到近亲。过年红包问候收到不少,但大多是手机信息。见面道一声“新年好”,实在少之又少。

  在讲求效率的当下,“拒绝麻烦”的时候也一并拒绝了许多原有的习俗。但新的仪式感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应际而来:没有了走亲戚联谊,相约共赏贺岁片应运而生;没有了燃烟花放天灯,游乐场、景区一日游应运而生。新玩具替代旧玩具,微信红包顶替现金红包……

  新旧更替,传统与现代交融。老杨家的年味是“舍”,也是“守”。尽己所能助亲邻,守礼守节重习俗。一个为的是人情,一个尊的是传统。面对当下,如此种种难寻一席之地。但新旧年味之间,不变的是中国人一以贯之的惦念:游子归乡对故土的惦念、老人进城对儿女的惦念、朋友相聚对情谊的惦念、贴“福”挂灯对习俗的惦念、烧纸祭祖对先辈的惦念……

  未来我或许会离家千万里,但老杨家曾经过年的故事告诉我,更迭的是春节仪式的形态,不忘的是“舍”与“守”的年味和仪式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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